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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十年中国风】国潮风起，吹向世界******

　　中新网北京10月6日电题：【十年中国风】国潮风起，吹向世界

　　记者袁秀月

　　2022年2月7日，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项目比赛现场，法国选手马蒂厄·贝莱的头盔吸引许多观众的目光。

　　这是一顶极具中国风格的滑雪头盔，上面汇集了大熊猫、锦鲤、龙、长城等中国元素。

资料图：法国选手马蒂厄·贝莱的中国风头盔

　　马蒂厄·贝莱说，这是他特意为北京冬奥会设计的头盔。他特别解释，虽然今年是虎年，但龙是中国的象征，所以放了龙的图案。由此引来中国网友评价——“太懂了”。

　　从北京冬奥会到国际时装周，从日常消费到文化娱乐，十年来，伴随着国潮崛起、华流出海，懂得品味中国文化的人越来越多。

　　十年来，中国人也借由国潮，转变与自我对话的视角。

　　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智造”

　　好莱坞大片《2012》中有这样一个桥段，世界末日来临，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成为拯救人类的最后希望。电影公映时，这一中国元素曾引发热议。

　　很长时间以来，“Made in China”是中国在世界上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。但说起中国品牌，推崇的人却不多。即便在中国，很多人也默认“进口的”才是大牌，“洋品牌”才值得信赖。

　　这种情形在近年来得到改变。国潮悄然兴起，并迅速成为一种风尚，赢得90后、00后的青睐。2018年，中国运动品牌李宁携中国元素鞋服亮相纽约时装周，故宫推出文创口红，老干妈、大白兔等一批老字号集体创新，中国潮流强势出海。

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认证微信公众号截图。

　　有数据显示，从2011年到2021年，国潮相关搜索热度上涨528%。从2016年到2021年，中国品牌搜索热度占品牌总热度比例从45%提升至75%，为海外品牌的三倍。

　　如今，国潮正进入“3.0时代”，不再局限于特定品牌，而是成为一种消费和文化概念。在国货崛起之外，更意味着文化与科技的全面复兴。

　　从“一墩难求”到中国潮玩受热捧，再到手机、汽车、家电等创新产品受到国际市场认可，有评论指出，这是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智造”的升级。

资料图：6月25日，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东路上演了一场国潮汉服巡游活动。中新社发余轩摄

　　从“中国元素”到“中国文化”

　　“为什么LOGO大的衣服在浙江卖得不太好，还不如欧洲，我本来听说中国人很爱LOGO。”多年前，曾有国外服饰品牌高层如此发问。

　　十年来，中国消费市场快速发展，“世界工厂”亦成为“全球市场”。奢侈品品牌涌向中国，将中国元素融入产品设计，然而却常因运用不当被中国消费者吐槽。

　　加上中国元素就能体现中国文化吗？什么才能代表中国文化？这些问题同样萦绕在中国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心头。

　　十年来，关于国潮文化的探索一步步展开——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《白蛇：缘起》等国产动漫用“国风”挖掘中国故事；《国家宝藏》《唐宫夜宴》《只此青绿》等节目用新手段激活传统文化魅力；《人世间》《甄嬛传》《琅琊榜》等国产影视以“华流”圈粉无数；《这！就是街舞》《我们的歌》《声入人心》等国产综艺以原创引领潮流……

《唐宫夜宴》节目截图

　　穿汉服过端午中秋，看国潮风文艺作品，传统文化正成为中国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。他们在助推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，也赋予其更多新的时代内涵。在潮流之外，年轻人更期待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内涵，而非中国元素的简单堆砌。

　　有观察家指出，国潮就是一场传统文化的“再发现”与“再流行”。

资料图：2月4日晚，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。中新社记者崔楠摄

　　从“追逐潮流”到“开创潮流”

　　每次奥运会开幕式后，都会迎来世界各地观众的点评，北京冬奥会也不例外。而在众多声音中，一种观点认为，没有功夫、杂技，北京冬奥会开幕式“太不中国了”。

　　然而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“不够中国”的开幕式，以更加自信的方式展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美与数字科技美，在历史沉淀外更贴近时代脉搏，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好评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不只北京冬奥会，国潮的兴起，正在逐渐打破种种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。功夫、旗袍、茉莉花……渐渐被中国网文、中国游戏和音乐、中国美妆服饰等新的文化元素所替代。

资料图：游客在“打卡”拍照。周孙榆摄

　　与之同理的，还有中国故事的讲述。近些年来，好莱坞式的中国故事往往难以取得中国观众的认可。在价值观之外，陈词滥调的“套路”正使其失去吸引力。

　　谁来定义国潮？新一代中国年轻人，渴望用自己的视角，讲述中国人的故事，对中国审美再定义。

　　从仰视世界到更自信地平视世界，从追逐潮流到做潮流的开创者。国潮出海，背后是国人心态的变化，也是文化自信的提升。

　　何以中国？又当如何阐释中国？新一代年轻人如今已经接过这一命题。从这一角度而言，国潮出海，或许只是一个开端。(完)

古代王朝更迭时，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？(2)******

到了隋朝，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，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。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、轻重不一，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。隋文帝开皇初年，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，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，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，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。开皇三年（583），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，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，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，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（北齐）、五行大布（北周）、永通万国（北周）等钱，两年内禁止流通。于是，开皇五年（585）以后，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。

五铢钱的大小、轻重适中，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，从而保护钱文，使之不容易磨损。至此以后，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，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，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，被称为是“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、最成功的钱币”，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。

唐宋货币，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

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，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。唐以前的货币，以五铢钱为典型，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“铜块”，而唐朝开始，钱币改称“宝”，如通宝、元宝，并冠以当时的年号。在钱币学家看来，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，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“宝物”。

如前文所述，钱上铸年号，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，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。唐高祖统治初期，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。武德四年（621）七月，废五铢钱，行开元通宝钱，“径八分，重二铢四累，积十文重一两，一千文重六斤四两”。（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）从此，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，而是改称“通宝”流通。通宝即“通行宝货”，唐人有“钱者通宝，有国之权”的说法。同时，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，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“开元通宝”还是“开通元宝”，争议持续了上千年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里说：“其词先上后下，次右左读之（即直读，开元通宝）。自上及右回环读之（即旋读，开通元宝），其义亦通，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。”史书讨巧地认为，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，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。当今主流观点认为，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“开通元宝”的说法，然而，两晋南北朝以降，钱文的读法为直读，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，也就是读作“开元通宝”。

开元通宝，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。这里的“开元”比唐玄宗的“开元盛世”早了一百年，因此并不是年号钱。它的含义，从字面意义上讲，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，将从前旧的、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，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。也由此，后世还有仿铸“开元通宝”的现象。

清代民间铸造的“开元通宝”。来源/王钊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》

唐乾封元年（666）所铸造的“乾封泉宝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，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。此后，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，如乾元重宝、大历元宝等。毫无疑问，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，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，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，且其轻重、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。宋时有诗人叹道：“半轮残月掩尘埃，依稀犹有开元字。”甚至到了清朝，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。

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，东至今朝鲜、日本，西至今阿富汗境内，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。以开元钱为核心，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，维系着整个东亚、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。

史家常以汉唐并举，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。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，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；而唐代武德四年（621）起用开元通宝钱，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。吕祖谦说：“自汉至隋，惟五铢之法不可易；自唐至五代，惟开通之法不可易。”（这里使用了“开通元宝”的读法）足见五铢钱、开元钱深刻的影响。

到了宋代，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，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，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。

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，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，实则不然。不同种类的宋钱，变的是上面的年号，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，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，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。

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，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，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。在高丽、日本、交趾三国，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。从唐朝至明末，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。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“宋钱区”。

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。明代铸币规模较小，明代流通的铜钱中，明钱只占一小部分，大部分是唐宋钱，就连私铸，往往也是铸唐宋钱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，在福建漳浦县，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，七年八年用元祐钱，九年十年用天圣钱，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。《日知录》中也提到“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，后至北方，见多汴宋年号…………间有一二唐钱。”这些宋钱，质精且多，被称为“好钱”，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，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“废不用”。（《五杂俎》）看上去，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，什么都用，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，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。

货币与政权的命运

新朝历战乱而建立，往往经济凋敝、百废待兴，市场上铸币芜杂，轻重不一，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。因此，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，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，能否真正替代旧钱。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“恶钱”、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，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。

铜铸币之外，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。元代极力推行纸币“宝钞”，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，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，是非常失败的。元末通货膨胀、物价高涨，人民生活困难，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，进一步滥发钞票，只是雪上加霜。列宁的名言“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，毁灭其货币”足证这段历史，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，元朝走向灭亡。元代的宝钞，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。

元至元通行宝钞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明朝初年，也仿照元朝的做法，用钞不用钱，后来才加以变通。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，才最终以银钱支付。明正统以后，宝钞并不通行，“钞”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，明末仍以“钞”表示货币，如“银钞”或“钞银”，实际上指的是银、钱，而不再专指纸币。

清军刚入关时，允许明钱流通：“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，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。”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，其背面印有满文的“宝泉”，或有汉文的“清忠”，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，或许与此有关。

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，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。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馀准废铜输官，偿以直，并禁私铸及小钱、伪钱，更申旧钱禁。嗣以输官久不尽，通令天下，限三月期毕输，逾限行使，罪之。”就是在说，清朝在稳定之后，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，并且严禁私铸、严禁旧钱。

然而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，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学士徐乾学上疏，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，古钱、今钱可以共同使用，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，“自汉五铢以来，未尝废古而专用今”。而且，在钱法混乱、经济动荡的时候，能够“资古钱以澄汰”，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。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，“尽宽旧钱废钱之禁”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，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“利用”“洪化”“昭武”等伪钱，仍允许旧钱的流通。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

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，但其重点打击对象，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，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，货币种类日益繁多，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、铜钱等，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。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，铸造新的“铜元”，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。